原文轉載如下：

近期，國內某媒體刊發文章，將高校輔導員比作“1∶200的24小時服務員”，以此體現高校輔導員當下面臨的職業困境。這一比喻引發了很多高校輔導員的共鳴。

在很多人的觀念中，圍繞學生、關照學生和服務學生的輔導員，有著“人生導師”和“知心朋友”等甚高的職業角色定位。然而，現實的情況則是輔導員不僅要事無巨細、無微不至地服務好一些“巨嬰化”的大學生，處處留痕以規避可能隨時問責的事故，也要應對不同“婆婆”布置的種種任務要求，同時還要在身心俱疲中完成領導交辦的其他任務，以獲得重視乃至轉崗的機會。

久而久之，輔導員不僅成為校內各大部門隨叫隨到的兼職臨時工，也變身為領導眼中哪里需要去哪里的“消防員”，有時甚至淪為學生隨便使喚的“保姆”。

輔導員不能“哪里需要哪里搬”

顯然，一名時刻處于“五加二”“白加黑”“7×24”緊繃狀態中的輔導員，一名缺少職業專業性和權威性的輔導員，是難以做好“人的工作”的。不僅如此，作為既是教師又是干部定位的輔導員，其職業往往處于“說起來極端重要、干起來可以次要、發展起來擱置不要”的狀態，“雙線晉升”的激勵政策往往近似空中樓閣，口惠而實不至。

也正因如此，高流動性、年輕化成為很多高校輔導員隊伍建設的真實寫照。據筆者了解，一些高校幾乎沒有工作超過10年的輔導員。輔導員隊伍年齡結構的梯隊性缺失，也給這一工作帶來了諸多隱患。

不難看出，正因為職業邊界的模糊性，輔導員思政育人的主責主業在日益增加的工作內容中被不斷稀釋，輔導員工作的專業性、權威性也在這種不斷兜底的服務中被日漸消解。輔導員從未得到過老師的尊稱。

作為與學生距離更近、關系更親的一種職業，輔導員是極具中國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體系的制度性設計，有著包含行為教導、生活服務等在內的多元工作職責，但政治領導、思想引導、學業輔導等育人工作仍是其主責主業。因此，輔導員必須要將解決實際問題與解決思想問題相結合，但解決實際問題絕不意味著淪為學生生活的“服務員”。

從這個角度說，輔導員的職業權威性體現在其工作的專業性上，而不會產生于處處守底線的事務性工作中，因為這樣的工作是可替代的，特別是隨著人工智能和信息化技術的發展，大量事務性工作都可以在線自助辦理。

因此，盡管院校差異帶來的工作理念不同，技術賦能事務工作的程度也存在差異，但無論如何，輔導員都不能僅僅沉浸于事務性工作中不能自拔；高校也不能僅把輔導員定義為“哪里需要哪里搬”的“磚塊”。沒有輔導員的成長發展，就不可能持續賦能學生的成長、成才、成功。

在與學生相融的過程中贏得尊重

對于輔導員來說，不斷在融入學生中持續學習、發展，才能真正贏得學生的尊重。

首先，要學在學生前頭。言為士則，行為世范。最好的教育就是言傳身教。大學為學生而辦，學生為學習而來。引領學生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、帶領班級建設良好學風不僅是輔導員的職責所在，更是輔導員贏得學生認可和尊重的關鍵因素。

輔導員個人的成長發展必須建立在持續、深入學習的基礎上。很多人往往以工作忙為由而放棄持續學習。久而久之，長期的持續輸出使自己跟不上時代和學生發展的步伐，最終只能保障學生生活，而無其他“價值”。

筆者曾聽到這樣一個故事：某體育專業背景的地方普通院校輔導員，在學生大一時與其共同約定，堅持每天清晨5點起床學習。4年后，該輔導員通過了司法考試，并考取了思政專項博士研究生。

不難看出，堅持學在前頭既能引導和帶動學生學習，用學習成效贏得學生的尊重，也能為個人今后的長遠發展打下良好基礎。

其次，要融入學生中間。輔導員要融入學生所在專業，在事關學生成長發展的關鍵環節發揮不可替代的指導作用。

具體而言，便是不斷提高自身思政工作的專業化水平，結合所帶學生的專業開展特色活動，讓學生在學科賽事、評先評優的實際收獲中，進一步增進對國情民意的了解，更加堅定“四個自信”。

作為一名輔導員，筆者近年來積極帶領學生創作新聞時評、數據新聞，組建與專業相融合的實踐團隊，深入基層一線實踐，圍繞“挑戰杯”等重要的專業學科賽事創作作品，既為學生今后升學、就業打下良好基礎，也將思政教育虛功實做。

最后，要走在學生后頭。與其他教師相比，輔導員是離學生最近的，但輔導員畢竟不是專業教師，更不可能事事直接指導學生。雖然我們并不提倡輔導員只當“服務員”，但要做到以人格魅力感染學生，就必須首先從內心深處關心關愛學生。

輔導員需要走在學生后頭，既要對因經濟困難、心理困惑、情感困擾、健康困境等原因掉隊的學生“扶一把”，也要對那些沒有奮斗目標、無所事事的后進生“推一把”，在感同身受中讓學生感覺到有人和他們在一起，從而重拾努力前行的動力。

重塑輔導員職業權威是高校之責

當然，除了自身的努力外，輔導員職業權威的形成也需要高校層面從多角度支持。

就高校而言，讓輔導員真正發揮育人效力，守護學生成長成才，就必須穩定支持輔導員隊伍的建設。一所認為輔導員崗位可去可留、輔導員工作可有可無的學校，必然會傷害其工作積極性。換言之，如果一所高校只是想著薅一茬又一茬年輕輔導員的“羊毛”，而不考慮如何更好地培養和使用富有經驗的輔導員，該高校的學生工作就難有起色。

讓輔導員有尊嚴地工作，必須打通輔導員的職業發展渠道，并真正將“雙線晉升”的政策落地。

比如在職稱評定中，有的學校非但不將輔導員的指標計劃單列，還比照專任教師的評聘標準，讓輔導員職稱止步于講師乃至助教；再比如，有的學校雖然制定了輔導員職級提拔的文件，但落實兌現難度極大。

相反，有的高校建立了完善的職務、職稱評價體系，副教授輔導員評聘接二連三。每遇提拔，必有基層成長起來的一線輔導員。如此一來，輔導員個人發展渠道通暢了，隊伍也就穩定了，輔導員自然也更受重視了。

此外，高校還應該科學厘定輔導員的職責邊界，特別是下大力氣減少機關部門隨意抽調、借調輔導員的行為。讓輔導員守住學生健康成長的底線毋庸置疑，但不能一方面說學生工作重要，另一方面又允許各部門隨意對輔導員隊伍“釜底抽薪”。

此外，高校要盡可能用信息技術賦能思政工作，將輔導員從繁雜的事務性工作的牢籠中解放出來，騰出時間更好陪伴、指導學生。

總之，作為極具中國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體系的制度性設計，高校輔導員工作的重要性無須重申，但其職業角色越來越定格于“服務員”，這顯然偏離了制度設計的初衷，輔導員自然也會在這種被忽視的環境中丟掉職業初心。輔導員職業權威的重塑既是他們自己的事，更是高校自身的事。

（作者系安徽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師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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